若说民国史，会给人以“两多”的印象：战争多和惨案多。而惨案最为人们所熟悉，经常提到的，便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三.一八惨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李闻惨案。这两个惨案，衍生出了两篇名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与闻一多的《最后的演讲》，都是中学语文课本里重要的学习内容。从那时候就打上的烙印，恐怕终生也难以抹去。　　　　

不过，在三.一八惨案发生80周年和李闻惨案发生60年后的这篇文章，笔者想把一直关注于遇害者的眼光暂时收回，投向施暴者，那两个被人唾弃的施暴者——段祺瑞和蒋介石。两起惨案发生相差20年，都是悲剧，是中国国运的悲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悲剧？这两个当时中国合法的政府，因为这两个惨案，失去了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彻底的被历史所抛弃。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倒台，李闻惨案发生三年后，蒋介石政府退出大陆。若说在这两起惨案发生之前，人们对于这两个政府还有幻想，那么之后，便是“失尽民心”了。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 典守者难辞其咎。两起惨案的始作俑者，自然是段、蒋二人，而人们在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位在惨案发生后都表现的极为无辜。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36年其身体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而蒋介石在李闻惨案发生后，暴跳如雷，下令缉拿凶手，调查真相。　　　　

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唐纵日记中也说：“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据后来的考证，对于两起惨案，段蒋二人都确实有点冤。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无实际证据。反而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而李闻惨案则已有了定论，乃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希望让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务行凶。　　　　

段祺瑞在长跪不起后，严惩了凶手，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作为执政的段颁布了“抚恤令”。蒋介石在暴跳如雷后，撤了霍揆彰的职，下令枪毙直接行凶者——在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后证实是找了两个替死鬼，汤李二人都逃脱了惩罚）。　　　　

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态度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为此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记载，仅仅从３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达十八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等撰写的有关文章一百零三篇。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几乎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李闻惨案后，更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如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认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时的知识分子们也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大公报》用“闻一多之死，各方震动”来总结知识界对于这一暴行的震惊和愤怒。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一多近年来之行动最有招致之可能，一旦果竟实现，而查其当日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朱自清在给闻一多家属的信中表示：“这种卑鄙凶狠的手段，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杨振声也在《大公报》上表示“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并相信其他友人亦系如此。”，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在唁电中表示“无任痛悼”，沈从文发表《忆北平》，表示“实在象征国家明日更大得不幸！”。7月18日，《时事新报》、《世界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民主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大公报》同日刊载闻一多之子闻立鹏、闻立雕的《是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举国上下，“舆论界以及社会无不同情闻一多氏之不幸遇害。”连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的53名教授也联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美国学术界莫不为之震撼”，要求“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８月间，民盟中央委派梁漱溟、周新民单独去昆明调查。９月底，民盟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这一法西斯暴行。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在1924的3月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们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排名竟在胡适、梁启超等人之前。得票情况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大学生对于其评价之高，可见其人望。　　　　

而蒋介石在当时，更是获得了从他执政以来最为崇高的地位。随着日本战败投降，中国与苏、美、英并肩成为“四大强国”。其当仁不让的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人并立于世。43年１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内民众欢欣鼓舞，称为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国内对于蒋介石本人的歌颂与崇拜，可说无以复加。 　　　　

两起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和蒋政府都处于“非常时期”。其时，段政府既有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大沽口炮击事件的外患。蒋政府也处于内战开始前的紧张状态以及美国支持与否的关键时期。按正常的逻辑分析，都是政治老手的段与蒋只要不是“脑髓里有贵恙”，决不会做出这样的暴行来给自己增添麻烦。　　　　

可惨案偏偏发生了。段与蒋都不无冤屈的承担了一切后果。　　　　

说冤屈，是因为两起惨案二人的直接参与证据不足，他们可说是“被迫”代人受过。但二人也可说一点都不冤屈，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二人的一贯所作所为，是惨案发生的直接动因，若他们真是如所标榜的一般，倾向共和，爱护民主，尊重生命。惨案又哪里会发生？　　　　

段祺瑞在“五四”运动发生时，就要求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连做过前清翰林的总统徐世昌都很不以为然。在此之前的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做成共和之意，就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已。　　　　

至于蒋介石，初出茅庐便跟随陈其美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四.一二”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喊声血腥气十足，至于暗杀报业大王史量才、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等暴行更是铁证如山。在李闻惨案之后，退出大陆之前，对于民主人士的暗杀更是肆无忌惮。难怪军统头目沈醉日后回忆李闻惨案凶手霍揆彰后来结局时说：“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1947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无论是段祺瑞的长跪不起还是蒋介石的暴跳如雷，表现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而是中国传统式的后悔——后悔得不是不该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而是枪开的不是时候。他们并不认可这么一个铁律：一个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虽然他们事后为违背这条铁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我曾经有三年多的时光，蜗居在东城区交道口的大兴胡同。明代顺天府有两个县的衙门设在城内，一宛平一大兴。我所居的胡同里当时就有大兴县衙，现在改成东城公安分局，房子几乎都翻修了，只有公安分局大门对着的一间民居的后墙壁，还残留着一副对联，我隐约记得上下联各有一句：“伤天害理皆由你”、“从古至今放过谁”，说的是因果报应，听人说这好像当年类似“狱神庙”的建筑，这副对联就是提醒那些办差的官吏，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当然只是修庙者的一厢情愿，自称历史上有最伟大的理论、最有代表性的集团，都不能管住自己集团里的人贪赃枉法，何况庙里的泥菩萨呢？不过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泥菩萨可能比后世的伟大的理论、严明的纪律要略微管用些。　　　　

我所居之地，处处都有历史的沉淀，比如我景仰的同乡前贤沈从文、欧阳予倩都在附近住过，从大杂院一出来就是东西走向的大兴胡同，胡同连接着南北走向的中剪子巷，冰心女士的少女时代就在中剪子巷度过的，晚年还写文章说梦回中剪子巷，也就是梦回一个老太婆一生最美丽的花季。出中剪子巷，是北京的贯通东西的通衢大道平安大道，我刚住到那个地方时，平安大道还没有开工，那还是一条幽静、古朴的小街道，两旁的国槐遮天蔽日，初夏老远就闻到沁人心脾的槐香，一夜晚风能将碎玉似的槐花吹满一地，遛鸟的大爷很早就踏着这些“碎玉”，不急不慢地在这条街溜达。　　　　

这条小街曾经在民国史上大大有名，它当时叫“铁狮子胡同”，后来为纪念抗战中在枣宜战役中殉国的张自忠上将，改名“张自忠路”。曾经是中华民国最高行政机关的执政府就在这条胡同里。　　　　

铁狮子胡同和段琪瑞执政府在大众中之有名，大多缘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些正当年华的生命在此地陨落；一个大文豪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奋而撰文。人因文而垂后世，胡同则因人而广为人所知。特别是在鲁迅高踞神坛的年代里，中学毕业者必读这篇文章，也必然在老师启发下声讨军阀之残暴。　　　　

今日，院落已经给了某个大学的清史研究机构，门前两头大狮子还在，西边的狮子旁边有一块不起眼的石碑，上面注明这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地”，且是北京市爱国主义基地。我时常骑车大这里经过，没把它当回事，有一次醉倒在此地，石碑惊出我一身冷汗。　　　　

那是个秋天的深夜，我在旁边的一酒馆喝多了，踉踉跄跄地走在张自忠路上，快到中剪子巷路口时，觉得胃里特别难受，便很随意地蹲在旧执政府的大石狮子下，准备呕吐，一看旁边那块石碑上的几个大字，醉意去了一大半，这不是刘和珍、杨德群等青年学生罹难的地方，在此呕吐，确实有不恭之意，我便硬生生地忍住了。那时候这条街还很安静，大半夜连电车也很少经过，大槐树树影婆娑，路灯昏黄，明月如轮，照在石狮子和石碑上，有一种凄楚的景象。　　　　

我当时倒不觉得害怕，而是有种莫名的悲凉，七十多年过去了，刘、杨诸君的尸骨早就与腐草同朽，年年经过此处的人不知凡几，有几个人能想起那“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即使在语文课本里读过鲁迅那篇课文的，又有几个愿意去深究课文背后并不简单的历史背景？　　　　

“三一八”惨案死者四十七人，死去的还有两名警察和一名卫士，——不知道执政府抚恤这三位“烈士”时以何种名义，是否给予他们嘉奖。“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直接的结果是段琪瑞所执掌的中央政府——“执政府”的合法性彻底破产。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阶层，支持学生运动一直谴责段执政的激进者，自然是口诛笔伐；即使是反对学生上街，曾对段琪瑞执政府很有好感的保守知识分子，同样谴责执政府的残暴。连平时根本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的国会也紧急开会通过决议，认为导致惨案的首犯必须受到追究，检察机关调查取证后则认定官兵向学生开枪涉嫌触犯刑律。　　　　

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段祺瑞的口碑还不错，他出身贫苦，为官清廉，不赌不嫖不拿黑钱。“武昌首义”后，他率北洋精锐南下“平乱”，承袁世凯之意按兵不动，并领衔众将领发电报对清室进行逼宫，终于让清室和平逊位，避免了生灵涂炭；袁世凯复辟时，他作为袁最仰仗的北洋将领，反对袁世凯称帝，并和蔡锷暗通信息，使袁称帝后感觉到真的成为孤家寡人；张勋率辫子拥立宣统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率兵进京，结束了昙花一现的复辟闹剧。因此有人说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功勋，但执政府门前一声枪响，他这些功勋就被罪孽掩盖。　　　　

尽管段祺瑞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部，究竟是谁促使开枪的，是不是背后有各种阴谋，至今还是个谜。但作为当时中央政府最高长官，段祺瑞自认难辞其咎，因而赶到现场长跪不起，自言：“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后宣布下野永远淡出政坛，并一生为此忏悔。　　　　

“三一八惨案”的背景是很复杂的。直奉战争因冯玉祥临阵倒戈，直系战败，冯玉祥入京囚禁了曹锟，把溥仪从紫禁城赶走，夹在冯玉祥和张作霖两大强势人物之间的段执政日子并不好过。倾向于苏联的冯玉祥和日本支持的张作霖战端又开，冯玉祥封锁了大沽口，引起日本军的炮击和列强的最后通牒。此时，全国舆论自然站在和日本军交火的冯玉祥一边，脆弱而敏感的爱国激情又一次被点燃。学生和市民从天安门开始游行，并去执政府门前示威，领导者李大钊先生事先对游行学生说过“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话，更为青年学生增强了信心。　　　　

事件背后各种国内国际政治势力角逐是复杂的，也很难一两句话作定评。不论背后有多少所谓的“黑手”，但学生是单纯的，是爱国的，他们是不该被打死的，政府决不应该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这几乎是当时舆论的普遍认识，这也是段祺瑞忏悔的根本原因。　　　　

尽管段祺瑞是一介武夫，但他还有起码的历史感，在乎身后之名，也在乎物议沸腾。在没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的当时中国，武人以枪炮干政，唯一能对他们产生一点影响的，便是舆论。邓实先生在《复社纪略》的跋中写道：“士君子生值乱世。举世混浊，不得不以昭昭之行自洁，其讲学著书，皆其不得已之志，思以清议维持天下。”这个传统一直维持到民国，不多那时候除讲学著书外，还多了办报一途。　　　　

对袁世凯、冯国璋、曹锟、段祺瑞这些脱胎于清朝新军的北洋首领，读书人还敢于肆加议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些大学教师，邵飘萍这类报人，可以撰文骂在台上的执政者而性命无碍。可等完完全全只认暴力的“绿林大学”高才生张作霖主政北京，李大钊、邵飘萍都丢了性命，鲁迅也只敢躲在上海的租界里骂骂人。　　　　

离刘和珍等人罹难处不远，是另一位大人物的辞世处。由“三一八惨案”纪念碑往西走约五、六十米有一个院落，现某特殊部门拥有，没有特别的允许难以进去。孙中山先生就在此院落里感叹“革命尚未成功”后逝世。时在1925年3月12日，距离刘和珍罹难一年。　　　　

孙文在广东开府建衙，另立军政府的山头，折腾了好些年，依附不同的军阀希望北伐中原，始终政令不出广东。论武力，他根本不是从小站走出来的北洋列雄的对手，后应段祺瑞、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共商国事，到了北京后才知道手中有枪有炮的军人，借用的是他孙大炮的名望，内心其实不把他当回事，终郁郁而终。　　　　

中山先生一生要打倒军阀，却一生在依附军阀、利用军阀，终没有成大事。倒是他的得意弟子老蒋吸取老师的教师，自己掌握军队，才真正打出一片天地。中山、老蒋乃至更以后的“革命者”，都把“军阀”作为革命的对象。可什么是军阀，至今我觉得还有讨论的必要，如果军队只控制在某个人或集团的手中就是军阀，那从北洋政府开始，什么时候中国的军队真正国家化了？如果个人或集团控制军队加上“三民主义”之类的标签，就不是军阀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如果掌握入主中央政府的个人或集团掌握军队就不是军阀的话，那冯国璋、曹锟、段祺瑞等都作过总统或执政。　　　　

中山先生生前没有造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党军，他的继承人老蒋做到了。宣称进步、革命的人，打败自己的对手所用的方法，往往比对手更残酷、离现代理念更远。蒋介石后来对政敌还不如段祺瑞等北洋首领宽厚，后继蒋而代的统治者，又比老蒋更狠。段祺瑞尚在乎死后历史的评价，后世诸公还不如他那样敬畏物议和历史。如此说来，后世又有什么资格谴责段祺瑞等人？　　　　

孙中山和刘和珍辞世处空间相距不到百米，时间恰隔一年。他们的身份地位迥异，一“国父”或“先行者”，一爱国青年，这种巧合和对比也许能带给人一些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