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在报道全国文代会消息时，引述了名作家贾平凹的一番感言：听总书记的报告很震撼、很亲切，感觉到创作环境、创作空间很宽松。关于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胡总书记的角度很新颖，意义深刻，也更加尊重艺术规律，可以说这预示着文学的高产和高峰期即将到来。另外，贾大作家说，总书记报告很有文采，删一字而不能。

遥想当年，贾大作家还是狐狸比较喜欢的一个人，嗯，当时还能被称作是人。

现在这番言论出来大概只能是条虫了，没错，是虫。

如果这时候他能保持沉默（我想有时候没必要那么高调），我还能说他是人；如果这时候他说不！我说他是神……

可惜他自己不愿意做人……这也怪不得狐狸了。

陈某某失势后余秋雨那个“人”也发表言论说什么官员参和到什么学者队伍中什么什么的事如何如何不好，我肯定对他也没什么好感觉（事先当然也不怎么地），要么就闭嘴（我大多也只是闭嘴），这是底线，要么就当时就抗议（能做到这点太难，狐狸也承认），那是神仙……

上新闻课，我对学生说，如果你不能永远说真话，那你可以不说话，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我从来不喜欢用暴力对抗暴力，有时候灰色地带也是一种美丽，妥协的美丽。当你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你至少要保证把你的目标保护起来，等机会到来的时候复燃，可惜我们中的很多人却往往因为一时的目标无法达到就连心中的种子也放弃了，于是，底线就消失了，开始在不说话之后踏入了说假话的境地。我不喜欢这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希望，没有美丽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呢？百年之后终有一死，谁都一样，所以还是心里留存一些美丽为好。

我习惯于这样倾听，有时候因为自己的敏感倾听到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些东西，虽然有人对我说触觉太敏感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候会让我们无限感伤，但是，那总比从来都不曾明白要好吧……

还是原来的话，什么位置的人就做什么事，狐狸就做狐狸的事，刺猬就做刺猬的事，谁也不要去干扰谁。政治家做一些事有政治的理由，但这绝对不是文学要附和政治的理由，因为要知道政治是从来没有附和过文学的，文学人这样把热脸蛋贴到人家冷PG上去，还不是降格的事情，还会断了日后文学人的后路，到那时候，恐怕连热脸都丧失了贴人家冷PG的资格了，那真是彻底完蛋了。

 

美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李庆余

1何去何从

　　●惊人的发展、惊人的腐败、惊人的无序与分裂，这就是100年前的美国。经济已是世界第一，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却让人民陷入深深的怀疑，他们问：谁是美国的主人？

　　19世纪晚期，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从西半球崛起。美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1870年代初，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4美元，到1914则上升到400美元。1870年代，美国经济居世界第四位，至1893年美国已居世界第一，把英德法三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但是，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并未使社会与经济变得稳定与和谐。相反，世纪之交的美国，在取得惊人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腐败、无序与分裂的社会、一个弱肉强食的无政府世界。

　　腐败

　　美国的发展是以铁路建设带动的，联邦政府对铁路公司的大面积土地赠予与其他优惠被证明是贪污腐败的巨大温床，为官商互利、金权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铁路公司的老板没有一个不行贿的，而权力在握的地方官员与国会议员也绝少双手干净的。凭借着两亿英亩土地赠予，公司与官员都在一夜之间成了先富起来的暴发户。公众称参院是“百万富翁俱乐部”。

　　官职是那么的优惠丰厚，这给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职业———政治老板，他们专做政治买卖，一面搜罗选票，一面操纵选举，使那些热衷于当官(即贪污)的人获得一官半职。一个时期，竟然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政治都是政治老板的营生。最臭名昭著的政治老板，是曾任纽约州参议员的特威德。他的亲信出任纽约州的法官、州长、市长等职，并在州议会中占据了许多席位。在纽约，特威德集团通过兜售公共工程合同，每月从市财政掠夺100万美元，年收入超过了当时的美国首富、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该集团在纽约榨取的总财富达2亿美元，相当于20万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收入。另一方面，企业家从政治老板处获得工程合同后，往往就成为其支持者，他们相互勾结，操纵城市管理，这种政企关系被称为“看不见的政府”。

　　无序

　　自由放任导致生产与流通的无序，经济萧条是其深刻的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10年发生一次萧条。1893年的萧条是19世纪最大的一次，失业者逾400万人。1907年的萧条几乎使联邦政府瘫痪，最终要靠金融巨头摩根筹集贷款来缓和萧条。

　　分裂

　　亿万富翁感到美国属于他们。工业巨子与金融巨子在回答谁拥有美国这一问题时说：“我们有钱，我们拥有美国。我们得到了它。”与此同时，广大独立农场主与劳工看到了共和国正在发生蜕变，垄断资本控制与吞噬着这个国家。

　　1890年代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人民党”运动。其目标是反垄断与还政于民。人民党女政治家玛丽·利斯说：“华尔街成了美国的主人……这个国家的广大百姓是奴隶，垄断是主人。”人民党的纲领提出了包括公正选举、保护劳工利益、参议员直接选举、累进税等10项改革主张。

　　1890年代也是罢工潮此起彼伏的激进时期。1894年普尔曼公司引发的铁路工人大罢工有60万人参与，致使美国西部铁路交通瘫痪。美国最高法院则对罢工发出禁令，联邦政府据此出兵弹压，工人领袖被捕入狱。对工人运动的武装镇压在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耻辱。

　　一个腐败、无序与分裂的社会，不但难以继续发展，甚至本身的存在都成了问题。于是，重建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被提了出来。美国人相信社会弊病可以通过改革加以克服，从而使社会继续进步。改革开始了，走向和谐的步伐迈开了。

　　2进步运动

　　●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两任总统毫不动摇地向垄断开战，并且积极扩大公民参政、推行直接民主，从而将美国从大资本家和政治老板手中夺了回来

　　在举国一致的反垄断的呼声中，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明令禁止“垄断”与“图谋垄断”一个行业。这标志着美国改革的开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美国抑制垄断保持公平竞争的第一部重要法律。

　　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8年任总统)与伍德罗·威尔逊(1913－1920年任总统)发动“进步主义”运动。他们主张用联邦政府的权力对现行秩序加以改革，使美国社会重新走向和谐。他们把反垄断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

　　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理念是调整财产与公共福利的关系，重新把公共福利置于个人财产，即发展之上。在他看来，这是重建社会和谐的主旨。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们正面临着财产对人类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切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样的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人民让步了。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整体权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西奥多·罗斯福开始反垄断斗争，他把矛头指向摩根的铁路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对它提出起诉。他又强迫一个煤矿接受政府对罢工的调解，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支持有组织的罢工。西奥多·罗斯福的这些行动得到了人民的称道，他因此获得了“托拉斯爆破手”的美名。但他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1896年总统的制造者、政治老板马克·汉纳大骂这个“该死的牛仔”。华尔街因他的“堕落”而“目瞪口呆”。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引起了共和党的分裂，保守派坚决反对他的改革，他本人则退出共和党另组进步党参加总统大选。

　　即便如此，民主党总统威尔逊仍然批评他对垄断太宽容。威尔逊主张摧毁垄断，使美国回到自由竞争状态。他认为，政府只有割断同托拉斯或政治老板的联系，才能从这些禁锢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新自由”的旗帜下，威尔逊的改革在反垄断与还政于民这两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1914年国会通过“克莱顿法”与“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加强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又一个重要法律。从此，这两个法律成为20世纪美国人民对垄断提出诉讼的有力武器。二战后，国会又通过“塞勒·凯维尔反合并法”(1950年)作为对克莱顿法的完善。

　　1912年，国会批准宪法第17条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这是政治改革、制止腐败的一个重大胜利。铁路腐败不断曝光后，美国公民就着手用“文官服务法”(1885年)等手段来惩治腐败与保持廉洁，但收效甚微，最终他们找到了有效办法，那就是扩大公民参与和直接民主，这一改革立竿见影地遏止了大企业与政治老板对经济命脉与公共权力的操纵。当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国，他对美国的议员直选改革予以了高度关注。

　　“进步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钱德勒研究了260位进步党领导人的背景与职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是信奉新教伦理的白人中产阶级———律师、教授、工程师、新闻编辑、农场主、中小商人与企业家等。

　　3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它拯救了美国，拯救了资本主义。新政接续了进步运动的理念，并最终完成了从限权政府(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预(管理人)再到福利国家(保证人)的美国式现代化道路。

　　1914年，正当进步运动风生水起、成就不断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顾美国历史，战争一般来说对经济增长起了刺激作用，但战争也使政府更多地依赖企业界，致使改革进程逆转。一战之后的美国就是如此，联邦政府全然放弃了改革，威尔逊之后的共和党总统柯立芝公开宣称“美国的事业是商业”。尽管1920年代美国总体上人均收入增加了，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极度不匹配。到1929年，全美财富的60％由2％的人拥有，贫富分化一举超过了发起改革的20世纪初期。

　　1930年代初，西方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工业生产直线下降，企业成批破产，一半以上的银行倒闭，1.25亿美国人中有1300万人失业，2500万人挨饿，人均收入由681美元锐减至495美元，失业者在垃圾堆里与鸡犬争食，美国人开始怀疑他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学家汤因比回忆说，那时“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谈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的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

　　面对危机，共和党总统胡佛仍然坚持亚当·斯密以来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放任传统，他认为大萧条不是美国经济体系的弊病与联邦政府的政策所致，而是“一小撮华尔街冒险家加上欧洲经济滑坡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暂时的。

　　胡佛克服萧条的手段是支持企业，借助企业投资来恢复经济。对此，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尖锐批评道，胡佛不是救济穷人，而是救济企业家，他号召援助“压在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们”。罗斯福是一个坚定的进步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动摇的时刻，他依然相信进步，他声称：“美国仍是崭新的，它还处于变化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相信变化、相信进步。”他告诉全社会，“人民需要一次真正的选择，……我决心为人民实行一种新政。”

　　1932年的总统大选是胡佛与罗斯福的对决，结果罗斯福取得压倒性胜利，美国人民选择了新政。历史证明，新政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它拯救了美国，拯救了资本主义。

　　和他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将改革矛头首先对准垄断势力。虽然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与1914年克莱顿法为美国的反垄断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持保守立场的最高法院竭力阻挠，进步主义时代的反垄断并无实质性的进展，真正的反垄断发生在新政时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信，私人权力的集中对美国经济构成巨大威胁，惟一的出路是“制止企业走向集团主义，让企业恢复到进行民主竞争的状态”。罗斯福设立全国临时经济委员会，调查经济权力集中的状况。新政时期通过银行、货币和证券市场领域的立法，旨在挽救正在倒塌的金融体系，限制华尔街金融巨子的权力，《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则与不守法的托拉斯开战。富兰克林·罗斯福大幅度增加这方面经费与人员。大批律师与经济学家从事处理反托拉斯诉讼。从此反托拉斯运动迅猛开展起来。

　　除反垄断以外，新政最重要的业绩是开始全面管理经济与保障人民的基本福利。前者使政府成为一个管理者。新政发动者认为，短短几年时间，美国经济就由繁荣顶峰跌入崩溃深渊，这说明美国经济已经到了非由政府介入不可的地步。“新政”批准的《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旨在重建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和重振工业繁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敢于创新，在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由政府创办“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开展田纳西流域工程。这不仅是政府的一项扶贫措施，而且是政府作为生产者与所有者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创新举措。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念是：为了普遍的福利，政府可以补充市场经济的遗漏与不足，这一想法与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学说不谋而合，共同缔造了资本主义的自我革命。

　　罗斯福认为，如此多的人失业与挨饿，决不是私人慈善事业能够解决得了的，惟一有能力解决的就是政府。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走得更远，表明政府要对人民的基本生活负责，这成了美国走上福利国家的开端。在保障穷人的福利的同时，“新政”着手缩小贫富差距。《财产税法》规定万美元以上收入者的所得税提高25％，还规定征收超额利润税，将各种税率统一为累进税率。这项法律为征收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奠定了基础。

　　新政是在激烈的反对声中进行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被政治对手描绘成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新政则被称为“凶政”，习惯于以大企业为社会生活中心的企业界直接加入了这一攻击，对新政立法发出一阵阵抗议。新政也遭到激进势力的攻击，他们认为新政走得还不够远，因此鼓动“分享财富”运动，鼓吹银行国有化，以这些不可能实现与不负责的计划来迎合下层选民。

　　面对中伤与攻击，罗斯福不为所动。他采取了一项大胆而意义深远的措施，改革保守派的堡垒———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直坚持自由放任的理念，一个个改革立法遭到它的砍杀，最高法院甚至否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有权规定最低工资，这实际上是宣布血汗工厂合法。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有司法复审权，即有权以违反宪法为由宣布国会通过的任何法律为非法。

　　罗斯福要求改组最高法院，他的办法是“充实”法院，理由是法院工作量太大，对年逾七十的高龄法官，应该按1∶1的比例加派法官，这实际上是想通过“掺沙子”来改变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这一建议引发了全国性的争论，在民意支持下，罗斯福达到了目的。

　　新政得到了中产阶级的鼎力支持。但和进步运动相比，新政更多得到了中产阶级中下层人士的支持。大萧条期间，1／4中产阶级失业，他们与广大劳工的诉求越来越接近——解决饥饿与失业问题。除了城市中产阶级与劳工，移民与黑人也坚定地支持改革，因为移民大部分在城里打工，而黑人第一次被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为“我们的黑人公民”。作为穷人，移民与黑人都分享新政立法提供的实惠，这个城市－劳工－有色种族共同支持的改革，被称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联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改革的旗帜下达成的举国一致的共识，预示着美国走向社会和谐的前景。

　　4改革是硬道理

　　●发展靠改革，和谐更要靠改革，而要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公共权力就必须让那些代表进步、代表大多数公民利益的力量来行使。

　　进步主义运动，新政、福利国家建设(二战后大规模展开)，美国的自我改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卓有成效的改革使美国形成了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与守法机制，到1950年代，美国不但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了新高峰，而且社会稳定，大多数人丰衣足食，美国跨入了普遍的“富裕社会”。20世纪下半期，美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虽然其间也发生过短暂的衰退，但再未重蹈大萧条的覆辙。1987年美国股市出现大滑坡，美国人担心历史重演，但正如政府官员向公众保证的那样，在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中，历史不会重演。

　　持续而坚决的反垄断使美国经济生机勃勃，每日每时，都有新的企业脱颖而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微软的崛起。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哈佛辍学生，在计算机行业很成熟与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下异军突起。有意思的是，当微软成为全球软件行业的龙头老大后，联邦政府又极力防止其垄断市场，近几年，微软不断被警告或诉讼。另一个例子是安然公司，它的欺诈行为被曝光后，不仅公司倒闭，公司老总们还受到了严厉的刑法制裁。

　　社会保障与公众福利，是美国走向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是和谐的前提，但不完全等于和谐。和谐必须是让公民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对和谐来说，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保障也是硬道理。自新政立法以来，美国福利大厦愈建愈高，福利开支已是联邦政府的最大支出。虽然1980年代以来共和党政府倾向于削减福利开支以提升经济竞争力，但美国福利大厦的根基没有动摇，无论谁执政，政府作为社会保证人的角色都不会改变。

　　即便到了1950年代，美国的改革也没有停止。就在人们为“富裕社会”唱赞歌时，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在《另一个美国》一书中对美国的贫困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该书震惊了约翰逊总统(1963－1968年任总统)。他提出了“伟大社会”计划，宣布“向贫穷开战”。1964年国会还通过了“经济机会法”。约翰逊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穷人数量在逐年减少，1959年，美国穷人为3950万人，占总人口的22％，到1969年穷人下降为2530万人，占总人口的12％。此后，穷人的比例大体上保持这个比例。消灭贫困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美国走向和谐的历程是一个改革的历程，它告诉我们，改革是一条不归路，发展靠改革，和谐更要靠改革，而要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公共权力就必须围绕那些代表进步、代表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方向来行使。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几天一直都忙于重装系统，格式化硬盘，然后我居然也学会了，学到这个程度实在是很让人惊叹了。

书稿晚上要发出去，接着是新的活，校对，翻译，读书，上课，听课……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每天悠悠然然的，觉得我做什么事都游刃有余，事实上是我很辛苦的时候别人看不到而已。

不过所有的这些也是人之常情，这个世界除了你自己在注视自己还有谁会注视你呢？也许是在大三的时候，我学会了按自己的心意做事，不过这种转变是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的，但我至今不后悔。很多事也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很重要，别人最多也就会关注我的成功而已，这种心理的感觉又有谁能明白？

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你会去很关注她（他），如果你恨一个人，也如此，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呈现，这真是很奇怪的事。但这个世界上终究要有些奇怪的事才好，不然我们会活地很没意思。以前还喜欢和别人去争辩一些事，现在很不喜欢了，只喜欢就这么听着，听地下去就听，听不下去就走了。或者，即便我听不下去的时候，还是有别人喜欢的吧，如果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我，那恐怕就很没意思了。

后天又是在北师那边上课，我每次其实都觉得很累，好在还有些可以沟通的学生，至少他们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博士毕业如果不能去到一所可以和学生交流的学校，那或者我会放弃高校。小师姐说，你不用把你的挣扎公诸于世，但你至少与一个人做坦诚的分享，而我呢，我不希望一直以来我都在内循环，我希望和别人分享我的欲望、我的挣扎、我的感性，甚至我的漠然。

时间飞快，呵呵，马上下旬了。

 

昨天上网的时候就弹跳出来了什么男士性用品广告，接着又是什么裸体照片的网页……一时间眼球飞转。

我倒也没那么正经说没看过或者说自己从来不看，关键是那时那刻我对这个玩意没一点兴趣，强迫我去看真是有点过分了……

一怒之下卸载了QQ，看你还怎么玩？反正QQ上的联系人也很少，偶也少用这个联络工具。

不过感慨的是一个通讯公司把自己做成这样，未免太卑鄙了一些……流氓插件到处都是，这两天天天在卸载，烦死人的。

 

昨天下午在北师上课，上的是媒体与女性。按理说一个记者应该能很清楚地看到媒体对女性的歧视，但是，男性都说没有，女生都不作声，呵呵。事实上，我觉得最可悲的不是被歧视的人看不清楚自己的被歧视，而是那些歧视了别人但是还觉得自己对别人很公平的那帮人。有的人觉得自己很聪明，所以就要代替别人思考，帮别人决定要看什么样的新闻，做什么样的决定，但我们真的能做到这点吗？TMD腾讯就是这样，自以为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不过，看腾讯占领的中国低端市场大概可以认为它这样做是有其道理的，从第三者效果理论来看，腾讯这样假设其消费群体都是蠢人是可行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就有无数病毒和流氓软件随之而来，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高端市场的人把腾讯抛弃了，因为QQ是个流氓。这些和做新闻的如出一辙，同样道理。

 

结论：记者也是流氓，至少目前的很多记者都是这样。不过，没有任何秩序，没有任何信仰，法律得不到尊敬的国度，谁不是流氓呢？如果不是流氓反而不正常了。

 

难得今天高兴，瞄了几眼新闻联播。

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说我是不看电视的，其实是没机会看，宿舍没电视，我又不会主动去有电视的同学那看，所以只好卑鄙地说自己不喜欢看电视。现在看来，狐狸还是很喜欢看电视的，并深受电视的宣传教育之功。

第一条新闻就是我们江苏的经济发展，居然排在涛哥出席中国作协会议之前，哈哈，真是太平盛世啊，江苏经济一片大好。昆山的笔记本和数码相机的产量占了全世界的1/4和1/3，但是分到的利润占全部利润的5%。这个数字让人很是不满，不过我们一定要看到在我党的领导下，全面江苏的名牌产品虽然退步极快，什么自己的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至少还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占据了生产地的天时地利，昆山年年都在百强县排在前5名，那岂是一般地方可以获得的？

第二条新闻是我们伟大的敬爱的涛哥出席了全国作协的会议并有报告出来，全中国的作协会员们都认真学习了和谐社会的精神，并深刻领悟了，然后是依次挨个学习了一把，挨个表了个态，如果用手中之笔为和谐社会服务，为我们……

 

其实，狐狸也不想说什么，只是觉得人嘛，都是社会人，也都是要为这个社会尽点义务的，但是这个义务不能超越自己的位置太多，如果作家牵涉进了政治圈或经济的事务被政治控制了，那就是不对了。毛主席教育我们要每个人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不是他老人家说的狐狸忘记了，就当是他老人家说的吧，这种话大概就是他说的。），我看这世界上太多的人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了，所以记者每天忙碌着审判别人，便有人防火防盗防记者了；所以政府官员每天都忙着指点江山、引资招商，便有无数票票落到他们手里了；所以很多学者都以为自己是国务院总理了，便有无数政府工作报告式的垃圾论文出台了，这都是没有摆正位置的结果……不过，我们什么时候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呢？比如说，那个北京台的7日7什么时候不去做那鸡毛蒜皮的所谓民生新闻，去做点信息沟通呢？

 

专家称少数官员生活不检点 成艾滋病易感人群

三千名官员的艾滋病答卷

这是一个覆盖了3000名中国地方官员的调查，调查结果令人忧虑。

调查表明，有六成以上的官员不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

有三成官员赞成“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

已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中，一些人拥有多名情妇，人们通常谴责其道德水准低下，而在专家看来，性伙伴越多意味着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几率越高。

这个调查也印证，少数官员中存在着高危易感行为。

调查由艾滋病政策专家靳薇及其同事主导，今年10月份结束，调查的对象是15个省市的部分地厅级、县处级官员。

在对艾滋病防治政策进行选择时，地方官员的内心彷徨更应引起重视。

不久前，哈尔滨疾控中心公开组织性工作者开展艾滋病预防培训，就引起警方异议，一条重要理由是“不符合国情”（参见本报1184期《政府办“小姐培训班”引发争论》）。

此次调查显示，在“您是否同意‘大力扫黄禁毒打非是防止艾滋病扩散的唯一途径’”这个问题上，竟有近一半人选择“同意”，另有5％选择了“不知道”。

地方官员的答卷知晓率

从去年9月到今年10月，身为中央党校教授的靳薇牵头组织了部分省市级党校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培训和倡导活动。此项调查是活动内容之一，参与调查的共有河北、宁夏、山东青岛等省（区）市党校的3000多名学员，其中大多为地厅级和县处级官员。

调查表明，尽管15省市地方官员文化程度都在大学以上，对艾滋病相关知识却不够了解。例如，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的官员不足四成。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参加培训的200位官员中，这个比例更是只有约两成。

“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知晓率低到如此程度，确实不可思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主持调查的副教授杨立宾说，“那么多的领导干部对于艾滋病这个社会问题不去搜集基本信息，不去思考，又怎么去决策呢？”

靳薇曾于2001年至2003年间，在中央党校接受培训的官员中做过类似调查。她说，与那次调查相比，官员对艾滋病某些知识的知晓率有所增加，比如更多的人知道艾滋病可以通过血液传染，“但官员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恐惧，并未随着对传播途径的知晓而大幅减少”。

根据此次调查，近三成官员赞成“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当下属感染艾滋病时，约五成官员选择“替下属保密，允许其继续工作”，其他官员选择“开除下属”、“公开其病情”、“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有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官员认为艾滋病防治与其工作“无关系”，或者“不知道有无关系”。

少数官员为易感人群

15省市官员的个人性行为选择，也被纳入到此次匿名调查之中。调查报告称：“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文化多元化，也表现在官员的行为选择中。”

对于“为了预防艾滋病，您个人的行为作何种选择”的问题，选择“只与一位性伴侣交往”的近七成，选择“尽量避免婚外性行为”的约半数，选择“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三成多一点。这些官员中，男性占七成多。

在党校接受艾滋病课程培训以后，官员们对待个人性行为的态度并没有太大变化。选择“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增加了约17％，但选择“只与一位性伴侣交往”和“尽量避免婚外性行为”的分别增长了约3％和4％。

“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高危易感行为，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某省党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教授说，“而我们的调查印证，领导干部中较多存在高危易感行为，并且对这类行为的危险性缺乏清醒认识。他们行为选择的示范作用对社会有较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干部也应该是重要的目标人群。

据《成都商报》报道，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在学员中开展艾滋病培训时，曾组织召开过一次“记者招待会”。

现场一位“美国记者”的提问，让所有人吓了一大跳：“虽然贵市称目前没有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但社会上传言贵市市长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

不过这只是一次模拟，这个刁钻问题的提问者是某县的县委副书记，他扮演了一名“美国记者”。

自2002年起即在四川省党校主持艾滋病政策培训的罗振宇教授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少数领导干部在生活上不检点，有嫖娼行为，而任何人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

“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个老大难，但‘老大’一出面就不难。在党校这个领导和‘老大’非常集中的地方开展艾滋病防治培训，对推进整个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沈洁说。

靳薇还有一个“野心”：在中央党校和各省市党校的支持下，靳薇将中央党校的艾滋病培训模式推广到了22所省市级党校。其中，有15所党校在培训前后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少数学员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

同样是前述的官员，培训结束后回收的2500多份调查问卷表明，官员们的艾滋病知识和观念均有了明显变化。其中，知道目前仍没有艾滋病疫苗的比例增加了四成多；不同意“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当下属感染时“替其保密，允许其继续工作”，以及认为艾滋病防治与自己工作“有关系”的比例均增加了一成以上。

据靳薇介绍，不少党校曾经担心艾滋病培训在官员中引起反感，但官员们的评价大多不错，有位甘肃学员就说，他一开始以为组织上关心“小我”的健康，后来才知道是关心“大我”的健康。

在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看来，党校开展艾滋病培训不仅是为了艾滋病防治，“我们在中央党校和省市党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倡导活动，目的在于让各级政府官员提高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和其它社会危机的能力，提高管理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力。”

让人觉得沉重的问题

在河北省党校参加培训的学员中，既有一些高校的领导，也有一些县市或厅局的领导。有些高校领导表示以后要在年轻学生中进行培训，而县市或厅局领导却大多没有下文。

类似情况在其它省市也普遍存在。靳薇说，政府官员艾滋病相关信息的知晓率提高了，当然值得高兴，但决策行为改变方面的成效仍然微乎其微，“这是让我觉得沉重的地方”。她认为，官员在决策时要考虑多种现实问题和利益关系，“这是他们内心彷徨的原因”。

河北省党校王宇飞教授也分析说，许多省市在主要领导政绩考核内容中，并未列入公共卫生、环保等指标，考核体系也不够科学和完善，艾滋病问题成为一些领导干部工作的“盲点”也很自然。

更有甚者，一些地区仍然将艾滋病疫情当作核心机密。一位党校教授说，她所在城市的很多官员都不知道本地已经出现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而某省党校的一位教授去省卫生厅了解艾滋病具体疫情时，被告知此乃“核心机密”。

“中央政府已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公开疫情，但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仍然在对公众隐瞒疫情。”靳薇说。

某省党校一位教授还提到，有的领导对防治形势很清楚，也向有关部门申请到了深入开展工作的资金，但投资单位对资金却缺乏严格管理。

靳薇并不奢望几个小时的报告和研讨就能让官员们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彻底转变。但她补充说：“教育不是万能的，不教育是万万不能的。”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李虎军

权力寻租新浪潮

汤文杰 

　　中国人的娱乐生活遭遇了一件“趣事”：不久前，文化部以保护作者版权为由，要在全国各地推行统一的卡拉OK管理服务系统，通过点击率向KTV收取音乐版权费用；与此同时，国家版权局也做出规定，KTV即将按照营业面积向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缴费。
　　两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为了实现“保护版权”的目标，各自制定了自己的收费办法，不明底细的人多少会有些眼花缭乱。正如当今的青年们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文革初期两派对立的武斗组织会为了保卫共同的伟大领袖而作殊死搏杀。
　　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我国目前大约有10万家KTV。按照平均每个KTV有20个包房计算，每个包房每小时即使只赚10元钱，一年的消费量也有1240亿元。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市场利润丰厚，才引起了文化部和版权局的高度重视，都想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公权强行分取KTV市场的巨大利益。所谓保护版权、加强管理云云，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为了让经营者老实就范，官员们还异常严肃地指出：严格地说，现有的KTV场所中没有一个是完全合法的。虽然文化部声称对该管理服务系统的安装实行的是“零成本接入，以自愿为原则”，但在这样的权力高压之下，估计凡不想停业的经营者们不得不一致“自愿”响应。
　　扩大视野，文化部、版权局的政策只不过是权力创收大潮中的一束浪花，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举措与之相比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权力寻租无处不在

　　今年6月，北京市工商局突然宣布：登记地址为民用住宅的企业，一律暂停办理经营执照，登记注册时凡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写明房屋为住宅或商住混用型的均不予以登记注册。而在此之前，工商部门仅禁止餐饮、娱乐、制造等五类企业开在民宅。
这一政策无疑会提高许多自谋生路者的创业成本。那些与工商局挂钩的人可以教唆急于想要注册公司的人，让他们先到某写字楼租用一个月的写字间，注册完成后即可撤出；而那些已在民宅设立的公司由于处于了非法的境地，也许会遭受更多的宰割—他们也许必须要通过有工商局背景的会计师事务所才能领取营业执照。
　　在就业形势极度艰难的今天，北京市工商局为什么要突然增大自谋生计者的创业成本？除了制造权力寻租的机会，没有更好的解释。
　　7月下旬，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工会协同安监局、经贸局、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乡企局、煤炭局等6个部门联合下发了通知，对该县新建企业组建工会组织作出了明确规定：各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地区客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必须按要求组建工会。
　　对没有组建工会的企业，独山县总工会将按照有关规定，依法收缴工会筹备金和滞纳金；对不组建工会及不支持工会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企业，将视为不完全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未完善安全生产制度而进行行政处罚。
　　由此不禁使人想起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所描绘的那种“民国万税”的有趣场景：每个官员都会创造出许多新的税种，前任出台了灶税，现任就会推行花轿税，而且花样繁多，没完没了。据说当年在四川某地竟然还征收过粪税，郭沫若先生就曾经为此写过对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从市场经济到“官场经济”

　　今天，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指引下，所有部门都开始自觉地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自己的得失成败。政府官员为了创造经济效益，自然也不甘落后，而他们惟一的产品或服务就是手中所掌握的公权。教育和卫生原先是公认清水衙门，正是通过实行全行业的产业化，在短短的十年间就完成了就完成了“脱贫致富”的过程。
　　但在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权钱交易以后，一些官员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了，他们发现，完全可以省略中间许多不必要的环节，直接出卖或寻租公权来获取利益才是最快的致富手段。
　　不久前，安徽省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涉嫌受贿案在合肥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在检察机关指控其总共106起受贿事实中，有87起是卖官所致，另19起则是插手商业活动之所得：合计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241万余元、美元5800元。这名曾在下属眼中 “让人敬重，人品很好，很有魄力”的县委书记，已彻底堕落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卖官王”。
　　中国的市场经济仅仅十余年间就完成了向“官场经济”的过渡，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早已不再是什么企业家、发明家，而是一大批与掌握权力的官员及其代理人。而且他们在先富裕起来之后，并不是象改革的设计师所预计的那样，带动全民共同富裕，反倒为了追求更加富裕而走向疯狂。
　　这样的人很多，如受贿近千万的前黑龙江省组织部长韩桂芝、贪污一亿六千万的前海军副司令王守业、拐跑上亿美圆的前中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等。但是从他们的最终败露不难发现：运用个人的力量进行腐败要冒很大风险，而只有发挥集体的作用才能使权力创收具有“可持续性”。由此，造就了部门权力寻租无处不在的奇观。

必须制止KTV统一收费

　　回到KTV统一收费事件，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毕竟KTV与医疗、教育、住房等全民产业存在很大差异，其消费群体大多是那些有余钱剩米的小资阶层，虽然平均到每个个人头上不会增加太多的支出，但他们比起那些逆来顺受的民工们，反对力量无疑要大得多。
　　况且，这次收费摆明了是中央个别部委要以权谋利，无疑会侵害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在早已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但是在这个回合的较量中，中央政府无论如何得不偿失。
　　首先，文化部、版权局的意图如果最终实现，中央政府似乎并无所得。因为他们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作者版权”，所有收入都不上缴国家财政，而文化部却可以通过其文化市场发展中心控股的中文发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卡拉OK管理服务系统，从中获得巨额收益。
　　其次，如果这次声势浩大KTV收费行动最终被各地的经营者设法瓦解，或者为地方势力所抵制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今后政令的贯彻执行。对中央政府来说，这种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事情，必须予以制止。而且，文化部、版权局各自采取不同的标准向同一个主体收费，其行为本身就非常荒唐可笑，至少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内部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
　　公权寻租的后果非常严重，史已有鉴。不受制约的权力只要能够找到寻租的市场，就会象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不止，从而把老百姓赶上绝路；而一旦无法实现寻租、获取利益，官员就会转变得异常消极无为、敷衍塞责。
　　从这次KTV统一收费事件看来，这种趋势值得整个社会警醒和反思。

一大早就有学生很有秩序地在我们楼下排队……害地我老人家只好7点半起床了，要知道我昨晚也就是12点才睡觉的，都不赐予我8小时的睡眠，这怎么了得？

中午，老朱就把选民证给我带回来了，说我不用亲自去了，他帮我投过了。

我没有问投的是谁，事实上也是没有必要问的，问了也白问，我又不是刘源，哈哈。

其实所谓的党支部推荐候选人的时候就已经很可笑了，一个人签了N个人的名字，我也去帮别人画了几个……真是画上去的。

看王凡西的回忆录，觉得历史果然是重复的，哈哈！不过我对很真诚地去信奉某种理念的人总是很尊敬的，即便不同意他的观点，就比如王凡西。对于那种从来都是没有什么思想然后对利益趋之若鹜的人都是很鄙视的。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思想不成熟，那都过了30岁，还算什么呢？不过很多政客是宁愿去保留后者而不会去给前者一席之地的，人类的文明制度之所以会出现高低就在于此了。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网]> 教学科研> 教学科研 >正文 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受聘为我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尹欣代表丹增副书记接受苏志武校长颁发的聘书（略去图片，嘿嘿）     2006年10月26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受聘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这也是我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聘请的首位国内顾问。     受聘仪式在综合楼贵宾室举行，云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尹欣代表丹增副书记接受苏志武校长颁发的聘书，并将丹增副书记的两本专著《文化产业发展论》及《文化慧眼读云南》赠予校领导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丹增副书记发来书面声明，表示愿意长期为中心的成长和项目拓展提供咨询与帮助。苏志武校长代表学校对丹增副书记受聘我校顾问表示感谢，并高度评价了丹增副书记指导下的云南文化创意产业实践和理论研究，对中国传媒大学与云南省委在文化创意产业即将开始的战略合作充满信心。     校长助理兼动画学院院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学武出席了受聘仪式。   狐言狐语：勾搭也是要讲技巧的，比如说当年蒋介石成功勾搭上了胡适，不过那是官僚勾搭学术，不是学术勾搭官僚。复旦新闻学院现任校长是龚学平，其实我对他是什么意见都没有的，不过一个现任官员被学术拖去还非捧了个学术位置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好歹人家当年也是官僚勾搭学术，这种勾搭虽然也从某种方面说明学者没什么骨气（有人这样说，不代表狐狸），但至少学者还有让人家官僚勾搭的资本或者说别的，今天是学术屁颠屁颠地勾搭官僚，这说明官僚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学术的地位呈下滑趋势，这大概是和学术圈的勾搭水平太低有关。 狐狸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估计也就勾搭不上才在这里放放厥辞。不过要是让狐狸来勾搭别人，至少要保证做到勾搭之后要让别人觉得你有被勾搭的价值，这样勾搭者才有长远发展计划，否则人家可以把你踩脚底下还需要来勾搭你吗？ 结论：勾搭是需要有长远计划的，不然就断了学术圈的饭碗了。要知道，我们上上代靠教书育人吃饭，我们上代靠出卖自己吃饭，我们这一代靠勾搭官僚吃饭，每况愈下啊，我们下一代大概要靠给别人按摩甚至献身吃饭了，这大抵有点龌龊吧，不过，既然是已经到了主动去勾搭别人吃饭的地步了，大概也是顾不得下一代了，胡言乱语也就只能到此打住。

[转帖]潘石屹，你何以如此仇视民工？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的节目中，当说到有没有收到恐吓或敲诈勒索的信时，这位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地产商富翁几乎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那肯定是民工干的，而且言之凿凿地举了两例来印证他的观点，给他写敲诈信的最后被公安机关抓获，是一位民工，给另一位富翁写同样信的也是一位民工。在场的一位记者都看不过去，连忙反驳他说，正是因为这些民工给你盖房子，才让你成为了富翁的。我们的潘总哑然，刚才一直挂在脸上的微笑似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鲁迅说，人一阔就容易变脸。我不知道潘总是不是属于这类的人，我好象听说潘总的家底也不是很殷实，并没有高贵的血统，也许父辈祖辈就是农民，不过那时没有“民工”一说。潘总贵为一个公司老总，身家几十亿，想必他的子女也不会当“民工”，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蔑视民工，那我也就无话可说了。现在有钱的就是爷，没有钱的就是孙子，当爷的瞧不起孙子，这几乎是全世界的通病，潘总未能免俗，应该百分之百的理解。

但问题是正像那位记者反驳的那样，潘总的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祖宗的大笔遗产，更不是别人的馈赠，用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潘总凭自己的本事赚来的。是的，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潘总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幸运儿，成功的投机者，但另一方面要看到潘总的财富利用了国家转轨期间许多不健全的机制，特别是对民工的盘剥赚到的。我们应该不会忘记这一点，搞建筑的民工是最苦的，他们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流着血和汗，拿着微薄的工资，有时甚至还讨要不到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工钱。而这些大把大把的高额利润，都流进了潘总的腰包，如果不客气一点说，潘总赚的每一分钱上都沾有民工的血汗。现在潘总上了富豪榜，赚了自己几辈子都花不了的银子，现在没有去感谢那些辛勤付出的民工，竟如此蔑视民工，把潘总这样的富豪归为为富不仁一类，恐怕是一点也不冤枉的吧。我们暂且还不讨论潘总的钱来路是否正当的问题。

如果按照潘总的逻辑，今后公安破案也不用那么费神了，反正先把大范围锁定，一定是民工干的，然后再来排查那些进城的民工，这样可以为公安部门节省不知多少办案经费和人力，果真如此，公安部应该授予潘总一个大奖。

不可否认，民工中确实有不少的想通过一些特别手段发家致富的，只是他们不可能有某些暴富者的的门路和运气，他们是弱势群体，既没有人为他们撑腰，又没有貌似公正的法律作为他们的保护伞，我想，他们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悲剧，更应该打着这个时代的某些烙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今天并没有销声匿迹，民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败者，他们注定被潘总这样的人蔑视。但话又说回来，一个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富翁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特别还面对的是为他创造财富的人，所以在中国真正具有仁厚宅心的富人并不多见，我们应该毫不奇怪。

不过铁的事实告诉我们，不要对那些富翁寄予什么幻想，以为他们都会像刚刚去世的霍英东先生那样，具有慈爱之心宽厚之怀。当然另一方面也要呼吁不能让富人的财富来得太容易，就像潘石屹这样一富起来就对穷人嗤之以鼻的人，还自认为还真是经商的天才成为富豪的。

 

狐言狐语：厉某某可能又要说，这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必须付出的￥%……—*（#·，狐狸经常想，是不是需要给这些人一些时间来成为真正的贵族，不过看来真正的贵族在中国的土壤里是生长不出来的，所以，即便是给潘石屹200年时间，他也就是那块臭石头而已，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硬了一些，然后还真地以为他是靠自己的努力才制造了那么多天价房子的。不过，什么话都难说，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话在*党心中一直如此，在那块硬石头身上当然也是这样。

我觉得也不怪外面的人怎么看这群傻博士，一群傻B，很多人都这样骂。

我倒是经常为自己尚是个正常人而庆幸，不过因此也融不进主流就是了，不过我也就这样淡淡地自己生活着，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自从301那个歇斯底里吼着跑调的歌声的06级博士生光临之后，我就觉得本来我自安宁的小环境都变了，于是还要在深夜1点忍受他开门关门数十次的剧烈动静，好在那时候在赶书稿，经常很晚睡觉也就当是一种陪伴了。

最近并不轻松，但是我已经学会如何调整自己了，于是每天仍然那么循规蹈矩地做着自己的事，我是极少和同学交流或沟通的，因为觉得没有对话的空间，这里是工具理性的一个地方，而我，却是价值理性的人。循规蹈矩的是行为，从来都不是我的思想。

直到昨天，我真地出离愤怒了，我对这个破学校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点，我忍耐并不是因为我逆来顺受，而且我觉得和那些没必要生气的人生气是对自己的亵渎。可是，昨天，晾在外面的under丢失了，衣架还在……我失去了言语的能力。

之所以这个群体一直都被人嘲讽是因为自己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却往往因为他（她）对自身环境的不满而努力考博每况愈下，试想，这种心态下的博士生还谈什么从容和安详呢？而读书，没有没有了从容和安详，那还能做什么出来呢？还能读什么书呢？

N个博士生跳楼，因为媒体的放大而凸现了，在这个社会里，太多的平庸者占据了这个本属精英的位置，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力拚搏，我无法指责，可是，如果他们为人师表，如果他们是我将来的孩子的导师，如果他们担负着教育功能……我还能做什么呢？

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很自信的人，比如工作，比如学习。

不过最近真地有点惶恐。

马上要中期考核了，仅仅是一个过场吧，没什么值得激动或者别的什么的，我向来对自己不在意的事情抱忽略态度。

不过有时候你忽略或者不在意的事别人却很在意，而且会以为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现代科技与传播的成绩是70分，如果低于这个分数，我都无法参加毕业答辩。

交这种作业，我不会抄袭，这点即便我再混蛋都不会对自己不起，我交的作业是当时帮一个校外老师做的课题，我做地很认真。

后来看到我们同门3个人的分数都一样：70。然后看到很多人的分数都是90以上……

明明我不在意的事情，他们却非要挑起来让我在意。

不过，除了读出这个学校的颓废和这个学校的“老师”的素质的低下和对学术的蔑视，我无语。

好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我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我应该在意的什么对我来说是一文不名的……

比如说这些以政治上正确来衡量学术标准的所谓“老师”，比如说那些拿私人关系和人的性格来说事的“导师”。

这里至少有个好处，让我从此可以忍受一切以前觉得不能忍受的荒唐和无知。

我把这些行为全部记录下来，并告诉自己，无论我在何处何位置，这些事不能出现。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

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陈良宇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良宇同志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同志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中央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进一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毫不动摇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我离家很多年了，从中学开始。

其实我一直都妈妈希望我回去，因为，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妈妈就希望我选择近一些的。

大学毕业，读硕，又工作，然后来读博……

似乎，我从来都离她很遥远，而且，偶尔的假期又能有几天？

每次离开她的时候她都会哭，其实我也会，而且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哭地更厉害，因为我觉得她老了，对我也不再那么严厉的，什么事都依着我的心意，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难受地更厉害。不过我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孩子般地号啕大哭了，而是默默地流泪。

前几天，她摔了一跤，那天，我正好打电话回去。

9点多的时候，应该她还没睡，可是她过了好久才接电话，声音微弱……

后来，她说，她摔了一跤，而且疼地爬不起来。我知道，她本不想告诉我。

于是我每天打电话回去，我知道她肯定很希望有人陪着她，所以，即便不能拉着她的手，她听到我的声音也是好的。

今天，她说，搞卫生的时候，不小心箱子压到了手上，去医院缝了几针。然后她告诉我，不疼了，缝的时候打了麻药，后来吃了止痛片。

她说，她一个人去的医院，她说医生问她，没人陪吗？她说没有，然后她对我说，她好勇敢。

那一刻，我的眼泪……

 

 

做麦克卢汉的媒介批评。

昨天交的文章，万多字。

要把这个做地比较滥的人做出新东西来是有难度的，所以，我觉得有点压力，但是还是做出来了，而且观点上是有自己的新东西的，思想的梳理也简单而又不失偏颇。我总觉得国内的学者，比如何道宽，翻译了很多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的东西，总有鄙帚自珍的感觉，所以他的看法很明显是缺乏客观和真实性的；而且，以一个文学出身的人来评价技术决定论派，其敏感的天性是偏离理性的。

为了遵循老刘的标准（很奇怪，我们做的论文是有标准的），我的思想梳理的文字很少，背景资料也很少，关于麦克卢汉本身的理论渊源也基本上没有做任何考证，就是用了陈卫星的观点，但即便是这样，我仍然是不符合标准的。

于是我知道了，他希望我做的只是原始资料的堆砌，而不需要我自己的观点。但是，即便是原始材料的堆砌，都需要特定的背景来进行理解。而原始材料的分类，并不需要我去做，至少，我个人认为我不会去做那么低级的工作的。

这样的冲突永远是得不到交流的，因为最终我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我。

按照他的格式和我的理解，他这样的论文写出来就可以进故纸堆，因为对我们社会毫无意义，连参照的意义都没有，永远都只是在重复别人的冷饭，比如技术决定论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谁说过其目的是不同的呢？

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带着深刻的乐观主义情节，他相信技术的进步可以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他是如此渴望拥抱技术带来的一切，虽然他的观点带着可笑，但是他是真诚地去迎接电子时代的媒介以及媒介技术的。可惜，我们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背后，却有着用技术掩盖无法改进的民主政治，当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无法改革，无法对社会的进程起到作用的时候，我们的学者用技术的发展转移了人们对政治改革的关注，所以，其目的是阴暗的，鲜为人知的。这种移花接木式的手腕是麦克卢汉无法预料也无法理解的，当然，他也不会预测到他的书今天在中国很受欢迎的原因是他的理论恰好符合了我们某些人的政治目标，虽然他是个伟大的预言家。

九泉之下，麦克卢汉难以入眠，当真诚的他被当作是政治工具时。我也不会是老刘的工具，我肯定。

 

前天夜里的事吧大概，反正昨天推门出去就被吓了一跳。

地上黄黄的一片，出去的时候一定要闭嘴，不然嘴里就是泥土的味道，不是块状的，但是是粉末状的。

昨天下午是哲学课，还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去了。

讲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理论创新问题。

我觉得很可笑，虽然我觉得这个老师的水平要比之前讲什么社会公正的那个破人要好一些。

三个代表算不算理论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算不算理论创新？呵呵，如果这都是理论创新，那三贴近也算？牙都笑掉了。御用文人们就这样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坚守不了什么，但是为了自己的生机问题，还是要死鸭子嘴硬，就这么简单，糊弄教育部的那些官僚们吧，从周济到下面的小办事员，拿重大的国家级课题，花纳税人的钱，然后炮制出一堆垃圾，从印刷出来那天开始就没有人会去看的东西。

不过这都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惩罚。

几千年的皇权专制遗留下来的腐朽的棺木，注定我们出生在这个地方，所以要继承。缺乏了独立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权力的追逐！其实从西方到中国，对权力的追逐始终存在，但是，中国人把权力当作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且是惟一的目标，这让人惊恐，并黯然。我不知道，丧失了对权力的追逐是不是中国人就丧失了生存的理由？对权力的追逐并不是坏事，但是一旦成为终极目标，其结果是很可怕的。比如史良，比如胡愈之，比如郭沫若……

中国的皇权和欧洲的封建社会还不是一回事，所以才孕育出了不同的文化。都说从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但是如果去读下《封建社会》，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欧洲的封建社会和我们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中国皇权追逐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政教合一是有着绝妙的区分的。政教合一可以导致文艺复兴的出现，而天人合一却只能产生文字狱。

注定了我们的创新只能是补种自欺欺人的笑话，或者可以用魔弹论来逐一侵蚀乌合之众，或者用狼奶把孩子喂养长大，但是没人愿意站以来承认错误，这是个缺乏自省的民族，包括北京的下土。

可惜这个春天不是狐狸的。

忙地焦头烂额。

昨天在宿舍待了一天，惟一出宿舍门的事就是洗了衣服在门口晾出去，离宿舍门不到3米，呵呵。

突然觉得时间流逝地很快，然后就有了很多担心。

担心书没读好，但是很多理论还没接触过，但是陈卫星对我不满意……

来读这个博士生之前我已经想了很多了，如何做学问，如何读书，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比我想象的要难。

难并不是外在的压力，而是来自内心的。

混毕业是很简单的事，但是那也许就意味着我毕业就失业了。

谁让我选择了这个专业中最困难的一个领域呢？

在这个女性一向不占优势的抽象思维领域，或者说，这个领域一向是男性的传统学术领域，我甚至8知道我会不会被认可。

在这个圈子里，只有华山一条路，要么成功，要么一无是处，平庸者就等于一无所有，很残酷的感觉。

接触这个领域的时候，我觉得每每领悟一种理论我都会有一种快感，我喜欢这些抽象的东西，更喜欢这样思考。刘建明最缺乏的地方就是没有参与式地去思考。而思考，完全是学术性的。

那天读金玺的论文，做的是定量分析，研究人民日报上关于艾滋病报道的各个要素。我觉得这样的论文做地很漂亮，而且发出去的几率很高，她们所使用的梳理统计的方式也是目前国内很多老师没有掌握的，所以，在她们的领域中走出自己的路就相对没那么艰难，但是我呢？

选择传播学，选择理论传播学，选择传播学与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读不完的书，看不完的理论，想不尽的挣扎，不断被格式化的我，可是，我喜欢，那又能怎么样呢？

下午1点30分的讲座，李良荣过来。

江宇说12点半就去，我说那么早干什么？

但是还是12点半就去了，而事实上江宇是对的。

报告厅的门还没有开，但是已经很多人在等了。

等到1点，门开了，进去，却发现前面的位置已经有人用书什么的占了，我向来不惹这些事，在后面中间的地方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报告厅不大，粥少人多，有人坐了别人提前占的位置，谩骂。

我向来讨厌占座的人，北广的讲座本来就很恶心，我几乎不怎么参加的，但是看在李良荣的份上，我还是在等待。

讲座开始，李良荣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尊重的学者，并不是他的学术做地多好，而是他的为人。

讲座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空位，是占了位的，但是人还没来，外面很多人嚷嚷着要进来，但是有人在外面不允许他们进来。

李良荣说，为什么不让外面的学生进来？ 我们也在下面回应，这是明显的资源浪费！

主持会议的人说，这个报告厅不允许有人站，其实那么多的空位！

外面的继续在吵，里面已经开始讲了，我觉得李良荣挺尴尬的，但是这不是他的地盘……他只有讲课的权力。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要换地方，但是没有通知报告厅里面的人，外面的人直接冲到205去了。

等李良荣回应回来，人走光了。

我们走在最后，最后出去的，我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不满，对组织讲座的老师说，这样也算是尊重？

等我们到205的时候，教室里不仅没有位子，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

朱振明说，走吧，不听也罢了。

他是我同门师兄，本来我们下午要去上导师的课的，后来说来听讲座。

我说，等等。我要问个明白。

负责的人说，对不起，对不起……

既然是负责会务的人，难道不能预料到这种情况吗？

我从12点半就在那等待，就是为了最后落荒而逃？

无知的传媒大学。